第一段：
罗马帝国东部前线灾难连连，野蛮人的军队侵入帝国腹地。与之相比，不列颠至少表面上来看稳如磐石。卡劳修斯完善了哈德良长城防线，他加筑了九座“撒克逊海岸要塞”，从诺福克的布兰卡斯特（Brancaster）到汉普郡的博奇斯特（Portchester），战略性地排列在东南沿岸，但由于人力匮乏，帝国军队大批抽调回防，因为欧洲大陆战事吃紧。罗马的敌人对这样的损耗当然不会不知情，公元367年，毫无先兆地发生了三股不同的入侵者合力侵入。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从北海来，突破了撒克逊海岸要塞，杀死了守将。向来屈服在罗马统治下的武士，即苏格兰中北部的皮克特人和来自爱尔兰的达尔里亚塔盖尔人（Gaelic Dal Riata，更常见的也更混淆视听的说法是“斯科蒂人”[6]），在陆地上攻破一直认为固若金汤的其他要塞，别墅被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焚毁，城镇被包围，没有给养补充或援军。编年史学家阿米亚努斯（Ammianus）写到伦敦被围困时，记载了匪徒们沿路驱赶劫掠的群众和牲畜。
这只是不列颠暂时的情形。两年后，令人震惊的野蛮人入侵过后，罗马的法制和秩序恢复了，守卫加强了。但无可否认，危机到4世纪末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在面对外部袭击时在有些方面束手无策，是因为它太适应罗马政府了。足够的守备是保证位于罗马帝国这个系统中心的城市生活延续不断的先决条件。但是，由职业军人和外国雇佣军加本地人辅助担当的防卫力量这时候不再可靠（不管帝国做什么许诺都没用）。失去了这种保护后，最罗马化的不列颠省一时间无法想象临时组织自卫，更别提做点别的什么了。在不列颠那些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外围地区——威尔士、德文和康沃尔，在较远的北方，例如，那些旧的不列颠准罗马武士阶层较少融入罗马当局的地区——反倒能组织起一些由本地强人领头的自卫，山区丘陵地形对他们也有利，有一个地方甚至收复了哈德良长城上废弃的博得斯瓦德（Birdoswald）罗马要塞作为军事总部。军事劣势导致了经济危机。在罗马–不列颠的中心地带，农民因为给城市里的市场提供农作物，世世代代因此生活富足。但这时野蛮人袭击市场，城乡之间的重要纽带被切断，很多乡下人只好重新变成游牧民。留下的居民也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特别忠于罗马–不列颠当局，他们已经没人保护，怎么还能在乎谁在统治着不列颠？对没有自由的村民来说，痛苦的只是不断变换一拨拨主人。公元410年，接到不列颠请求援助的信时，霍诺里乌斯（Honorius）给不列颠领头的市民回信说，从此以后，他们得设法自卫，指望罗马帝国的庇护已经不再可能。
第二段：
吉尔达斯认为公元5、6世纪的灾难——饥荒、小规模暴政、“一头野蛮人中的‘雌狮’率领一批‘幼崽’带来的蹂躏”——是因为倔强傲慢的罗马–不列颠人甚至基督徒不遵守神的意旨，招致神的惩罚；基督徒“本来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模范榜样，但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喝得烂醉如泥”。为了使不列颠历史事件听起来更像《旧约》（Old Testament）经文里的灾难，也为了带着点所谓诗意——“破碎的尸体表面是一层鲜血凝结成的紫色外壳，可怕得好像一些葡萄压碎了混在其中。”——吉尔达斯夸大了崩坍的范围和速度。野蛮人武士即使在最“高潮”也不过是分散的小股势力，稀稀落落地驻足（如果他们也算驻扎的话）在不列颠的东部和南部。当然，他们蛮横无理而极具威胁，但在公元6世纪，罗马–不列颠人在总人口上占压倒性多数，野蛮人可以说势单力薄。这种数量上的不均衡使得某些抵抗行动即刻远近闻名，比如在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即维鲁拉米亚姆（Verulamium）临时发动的行动，圣日耳玛纽斯（Saint Germannus）最有力的战争武器就是高喊“哈里路亚（Hallelujah）”而取胜；或者在不列颠北部或苏格兰南部的战斗，在诗人阿贝林（Aneirin）创作的威尔士史诗《葛德丁》（The Gododdin）里，不列颠三王坎里克（Cynri）、塞农（Cynon）与辛瑞恩（Cynrhain）及其300武士，“戴着金环”，骑在300匹威猛的公马上，迎战撒克逊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可能发生在公元516年的巴东山（Mount Badon）之战，这个地方有时被认为是在巴斯周围某座小山上。后来，公元8世纪的僧侣历史学家南尼厄斯（Nennius），想象巴东山之战的胜利者不是别人，正是亚瑟，最后一个罗马–基督教武士，挺身而出反抗黑暗蛮族；但是凯尔特智者给予卡米洛（Camelot）一种圣地氛围和神授王命，这一抹诗意，照亮了这个在编年史中几乎无从寻觅，也难以准确纪年的时代。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巴东山之战的英雄是吉尔达斯描述的某个罗马贵族，或许是前执政官安布罗修斯·奥里利厄斯（Ambrosius Aurelianus），他的名字第二部分就有金环的含义。
尽管这些传奇带着史诗的光辉，但事实上公元5—6世纪不列颠岛一蹶不振时，并非就只有光明与黑暗激烈交战。随着罗马–不列颠土崩瓦解，紧接着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骤变转型，不列颠历史上割据浪潮风起云涌，但它们和不列颠绝大部分居民的个人经历没有关系，当然，罗马行省的统治机构确实瓦解了，可是在前几批撒克逊雇佣军和海盗上岸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不列颠的社会活动、文化乃至古不列颠的语言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很可能罗马–不列颠人和北海武士们不是死敌，倒是世代比邻而居。因为撒克逊人、朱特人（Jutes）和盎格鲁人需要成熟的有人耕种的土地（因为他们自己根本不想屈尊种地），同时，无自由的村民唯一的兴趣是算计哪个领主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护。这样，新旧势力之间很容易达成合作。